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他的遗孀杰奎琳收到了据估计150万封哀悼信。其中80万封是在暗杀事件发生后7个星期之内收到的。虽然这些信件大部分都被销毁了,但仍有1万5千封被送往波士顿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至今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在新书《致杰奎琳的信:来自一个哀悼中的国家》中,公众可以读到当年的一些哀悼信。
加布里埃尔·吉迪恩的父母在二战结束后,从德国移民来美。她清楚地记得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传来时,她的感受:
“我那时在纽约百老汇街1400号的一个服装中心,有人跑来说,‘总统被暗杀了。’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这辈子有几次终生难忘的时刻,这就是一次。”
吉迪恩那年26岁。她给杰奎琳·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表示哀悼。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肯尼迪夫人:我26年的经历包括逃脱希特勒的统治,在战时中国成长、又从共产主义中逃离。我目睹父亲死于癌症,室友在车祸中身亡。所有这些遭遇,使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应对痛苦的准备。然而,在上星期五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失落和孤寂感。”
艾伦·菲茨帕特里克的《致杰奎琳的信》收集了250封信,吉迪恩的信也在其中。菲茨帕特里克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历史教授。她一年多以前参观肯尼迪纪念图书馆时,正在做另外一个项目,内容是“美国人如何看待约翰·肯尼迪总统”。她说,当阅读这些哀悼信时,她的发现使她大为惊异:
“我开始阅读的是美国大城小镇、各个角落里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写的信。这些信来自奶牛场工人、孩子、共和党员、印第安保留区的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有些是用铅笔随手写在一张普通的纸上,有些是写在非常讲究的信笺上。”
菲茨派特里克当时就决定改变研究内容,把重点放在这些信函上。
菲茨帕特里克说,这些信的一个共同点是诚挚和率真。比如14岁的汤米·斯密斯的信。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前,汤米曾在达拉斯见到肯尼迪夫妇。
菲茨派特里克读了这名少年的来信:“亲爱的肯尼迪夫人:我了解您的悲伤。我也同样悲伤。我住在达拉斯市,我昨天看见了您,并且希望能再次见到您。我昨天也看见了肯尼迪总统,但今后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见到他仅仅两分钟之后,那致命的枪声就响了。五分钟后我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无法相信。我很茫然。达拉斯的时间停顿了。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为您祈祷。”
菲茨派特里克说,因为美国人都感觉自己认识肯尼迪这个人,所以他的遇刺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
“肯尼迪总统是真正第一位上电视的总统。20世纪在白宫养育孩子的总统夫妇中,肯尼迪夫妇的孩子是年龄最小的,而且那正是二战一代养育婴儿潮一代的时候。所以许多美国人都认同白宫里年轻的总统夫妇。他们觉得,通过电视,他们非常了解肯尼迪一家了。”
菲茨派特里克补充说,那也是一个对政治较少讥讽的年代:“那是在越战导致许多美国人对总统和他的真诚越来越持讽刺和怀疑态度之前,也是在水门案件一度严重破坏了美国人对总统的信心之前。”
菲茨帕特里克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不大可能收集这类哀悼信函进行研究了。随着手机和电子邮件的兴起,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手写信件了。但是她很高兴能通过这些信件让未来的人们知道,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