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核准了世界上第一种避孕药。今天，美国有1,200万名妇女服用避孕药，这是美国最普遍的避孕方法。
1960年，当这种避孕药上市时，美国有30个州立法限制避孕药广告和销售。两个州干脆就下了禁令。196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法律不适用于已婚妇女。1972年，这项裁定扩大到所有妇女。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梅说，二次大战后的婴儿潮期间，推动口服避孕药的，不是制药厂商或者政府，而是两名妇女。她们是玛格丽特·桑格和凯撒琳·麦考密克。
泰勒梅说：“桑格有政治头脑，有经验和关系。凯撒琳·麦考密克有钱。所以，早期避孕药的研究经费，都来自麦考密克一人。”
桑格和麦考密克认为，女性避孕可以使妇女获得解放。跟她们合作的研究小组还有其他乌托邦梦想。
泰勒梅说：“最理想化的希望是避孕药可以解决人口过多和贫困问题。在美国国内，它将造就许多快乐家庭，因为夫妻能够尽情享受性生活，而不必顾虑意外怀孕。而单身女性也不至于未婚先孕，因为她们有了预防的方法。”
后来人们渐渐看清了，避孕药并不是医治社会所有病态的万能药。它不能控制人口膨涨，不能减少贫困，不能降低离婚率或终止意外怀孕。避孕药也没有在1960年代引起性革命。
泰勒梅说，妇女因为女权运动而自我解放，她们把避孕药作为掌控自己生活的重要手段：“她们对医生和医药专业人士提出要求。她们挑战制药公司制造出更安全的避孕药。当然，天主教会也面临着挑战。男女教友、特别是女教友决定，即使天主教会不赞成，她们也要使用避孕药。”
泰勒梅说，今天的避孕药已经和1960年上市的避孕药完全不同了：“50年前的避孕药剂量很大，含10毫克荷尔蒙。现在的避孕药里荷尔蒙含量非常少，比过去安全得多。许多安全和副作用方面的难题都已经解决了。但还有一些问题。这种药还不是最完美的避孕药。”
泰勒梅补充说，妇女们在完全掌握生育权方面还面临障碍。尽管现在有更多的避孕药和避孕方式，但许多妇女却被剥夺了使用这些避孕方法的权利。美国一些州的法律有所谓的“良心条款”，让医生和药剂师以个人信仰为由，拒绝提供生育卫生产品和服务。
她说：“他们只须说他们不愿做就行了。禁欲教育使年轻妇女没有机会获得她们所需要的知识，来为自己做出正确决定。”
泰勒梅指出，妇女在得到控制自己身体的一个重要手段50年之后，仍在为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种手段而奋斗。泰勒梅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少女的怀孕率最高。而且，自1991年以来，少女怀孕率今年首次升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