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来打工人员的封闭式社区管理

北京政府一直努力控制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如今他们认为有了解决办法 -- 社区式管理。为了保障社区不再受到过度拥挤和犯罪率上升的影响，北京政府对社区进行试验性的封闭式管理。

保安：“你们有没有身份证？有什么有效证件？得登记一下...”

北京南部大生庄社区门口的保安工作起来没有半点疏忽。

他们拦住每一个想要进入这个封闭式社区的人查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你不是这儿的。你必须离开。”

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打工人员从农村涌入城市。北京的城市规划者认为，他们有了解决民工人口膨胀问题的答案 -- 隔离。

有关官员表示，进行保安试验，在一些当地社区四周设置保安人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止犯罪，将“不良分子”拒之门外。

大生庄社区是采取严密保安措施的16个社区式管理试验点之一。

居民必须在大门口向保安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行人进出都在监控摄像头的监视之下。

*环境改善*

李武江是大生庄党支部书记。

他说，自从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以来，犯罪率降低，环境得到改善。

他说：“社区管理嘛，来一个人，我们就是登记一下，找谁、说明什么人、看看是谁，就可以了...。环境好啊，没有乱七八糟事情啊。环境好了，安全好了，为什么不在这儿住？”

现在，居民在进社区前会被仔细查问。

那些想要住进大生庄的人必须持有效证明，并要接受严格的保安检查。

李武江说，现在有3千名登记人口住在这个环境舒适的社区内，他们每月支付平均21美元的房租。

村党支部书记李武江说得没错。大生庄是一个安静、有序、虽然或许贫穷但氛围友好的平房社区。

街道交通稀疏，在交通堵塞严重的北京难得一见。

大树遮住了夏日艳阳，树周围栽种了鲜花。

派出所的警察在步行巡逻时向居民打招呼，同他们聊天。

儿童在爷爷奶奶的注视下安心地玩耍，老人们坐在干净的路边聊天。

红色宣传标语号召居民创建“和谐社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

来看朋友或做生意的外地人允许进入大生庄，但是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包括姓名、性别、民族、籍贯、职业、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等信息。

不能提供详细信息的人不能进入大生庄。除大门以外，其它旁门晚上11点和早上6点之间关闭。

*褒贬不一*

许多居民是帮助建设现代化北京的第一代外来打工人员。他们现在以北京为家。

他们支持封闭式社区管理，严格控制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里的人。

58岁的杨桂梅已在这个社区生活了30年。

她说，在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前，街道过度拥挤，非常危险。因为很多不明身份的外来人口在社区内随意走来走去。

她说：“经常跟村长聊天儿。比方如果有租房子的，我们就通知他们，说我们现在有一间房，他们就给我们外租。我们这里都挺方便的。

但是，在这个城市的世外桃源并非尽善尽美。

一些分析人士称，安全社区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

一些人认为这个项目过于严厉，迂腐守旧。

他们认为，这些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外来打工人员受到了歧视。

其他人则说，被监控摄像头和保安队伍包围的社区跟监狱没什么两样。在这里，控制显然高于一切。

记者的到访由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的九名保安陪同，全程受到拍摄。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博奇·巴肯说，这种项目不能妥善管理21世纪的中国2亿5千万追求更好生活的外来打工人员。

他说，这种安全社区导致隔离出现，助长愤懑情绪。

他说：“这种计划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解决不了诱发犯罪的社会排斥问题。这就像一个大伤口上的小块创可贴，治愈不了社会排斥问题。它帮不上什么忙。”

*意料之中*

那些被禁止进入这些封闭式社区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呢？

外来打工人员曹先生说，他对封闭式社区的出现并不感到吃惊。他说：“身份证什么的，上这个院儿来身份证都得带着。有时候如果不带身份证，就耽误到这个院儿干活。是去干活儿去了，因此这不叫随随便便。”

他说，像他这样的农民工，没法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