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港人仇富的话题最近在香港愈演愈烈。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深圳特区30年庆典上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高调礼遇之后，一些香港媒体赋予仇富现象以新的内容，把李嘉诚视为具有政治特权的商人，在经济仇富之外，添加了政治仇富因素，导致有关仇富的争论进一步扩大。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庆典活动上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单独会见，并获邀作为香港唯一代表做大会发言，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猜测和解读。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胡锦涛此举表明“中央肯定李嘉诚在港的经济霸权”，“令香港仇商情绪恶化”。
星期五，苹果日报继续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香港曾经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大多数富豪都不是依靠政治权力而是依靠美德发家的，因此港人并无仇富心理。但是自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这种取之有道的经商环境因一些富商获得的政治特权而改变了。文章说：“胡锦涛与李嘉诚的高调会晤，正是做出了政治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象征性示范，这是否意味着香港社会的君子爱财，将彻底与一制融合，不再取之有道了呢？”
*分析：中央与地产商政经勾结*
香港独立撰稿人和出版商孟浪同意这种判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说到仇富现象，它实际上表现了整个社会对香港政府同大资本集团利益勾结有强烈的反感。即使没有胡锦涛接见李嘉诚的高调曝光，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也就是政治利益集团和中国国内、海外包括香港的经济利益集团互相勾结也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香港信报发表著名政治评论人士练乙铮的文章认为，香港回归前后，以地产界华人富豪为主的资产阶级力量崛起，他们成为中国官方的座上宾，在基本法谈判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优待。获得“功能组别”、“分组点票”和“行政主导”的制度保证。由此所谓“12字真言”再加上钦定特首，香港便实现了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勾结和垄断。结果原本只集中在草根阶层的经济仇富意识便同一些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仇富意识汇合到一起，导致仇富心理大大加强。
*学者：对于所谓仇富要慎重界定*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多年从事香港阶级分析和社会分化的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仇富可能是个别的现象，但还远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心理：“如果民众觉得香港存在不平等，往后一些有钱的人会有一些特权，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存在的。可是有这样的感觉不等于是仇富，我觉得不一定。因为香港还有其他一些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
吕大乐教授说，这些因素首先是机会均等这一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原则在香港并没有消失，寻常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政界出人头地或在商界发财致富的渠道仍然畅通。吕教授强调，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在97回归前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至于媒体广泛报导的李嘉诚在深圳受到罕见规格接待，风头甚至盖过香港特首，吕大乐教授认为，也许这样的安排有些出入意料，但本身也无可厚非。
他说：“如果你要把深圳的发展放到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去看，深圳过去30年作为一个特区，对它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谁，真的应该是香港的投资商人，而不是政府。所以如果作为纪念特区开放30年，我觉得肯定投资者的作用是自然的，无所谓。当然在攻关概念上，为什么单点一个人，这种做法可能需要改善。”
香港信报星期五发表郑经翰的署名文章，指出那种认为表彰李嘉诚就是肯定他的经济霸主地位，加剧香港仇富情绪的民粹主义观点属于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文章赞扬了中央政府实事求是地肯定香港在深圳开发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文章说，如果要表彰香港，那么香港企业家没有人比李嘉诚更有资格受到这种礼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