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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0 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

钓鱼岛-百年之政治道具与风向标 (二)


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把尖阁诸岛纳入日本领土的决议记录

东中国海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日美称尖阁诸岛)1895年被日本正式划入领土并行政编入冲绳后,至1968年联合国调查发现该岛周边海底可能蕴藏石油的结果前,几乎不存在主权纠纷。

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后,美国按照和约条款开始统治日本冲绳等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包括了钓鱼岛及其附近4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日美称尖阁诸岛)。其中美军在久场岛(中国称黄尾屿)、大正岛(中国称赤尾屿)设置了射击场。

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调查东中国海底地质,日本、中华民国(当时代表中国)政府都派员参加。调查结果是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大陆礁层可能蕴藏大量石油,196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钓鱼台及其周边大陆礁层拥有主权。

日本政府说明“联合国调查发现石油后,中台开始与日本争夺尖阁诸岛主权”,但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铭说,是调查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才知道原来日本称的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台列屿。

1970年起双方开始有外交争端,日本称几经确认尖阁诸岛是无人、无主荒岛,1895年1月决定以国际法先占原则,划为日本领土,并不在1895年4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下关条约》(中台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给日本的范围内,所以二战后日本归还台湾及附属岛屿给中华民国时,不包含尖阁诸岛。中华民国则称钓鱼列屿无人但并非无主,许多清朝史册都将钓鱼列屿划为台湾属地。

保钓运动

1970年9月2日4名《中国时报》记者登陆钓鱼台插旗,并在礁岩上刷写“蒋总统万岁”,9月15日冲绳警察登陆取下了中华民国国旗。3天后,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本人不拟加任何评论”引起华人民愤,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两名学生引用1919年五四运动的理论撰文刊载于《中华杂志》。两个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和香港留学生聚会上,读了该文的留学生决定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并计划1971年1月在纽约发起示威游行。

计划很快传到北京,197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毛主席(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说:“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1970年的美国正处在越战结束,左倾思想占上风的形势中,同时美国纤维业强烈要求政府抵制亚洲纤维制品进口,而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美国统治冲绳、尖阁诸岛等西南岛屿正遇到瓶颈,准备归还日本。

在中国,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对外正力争获得联合国席位、取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日虽未建交,但时任总理周恩来对已存在的中日贸易宣布“四原则”,规定凡欲与中国经贸的日本工商业都必须断绝与台湾经贸关系。

与中国处境对照的是中华民国正处在被中国取代国际地位、经贸被中国挤兑、外交关系岌岌可危的颓势中。

国共外战

保钓运动前夕有两件事刺激了留学生情绪。一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访日,严家淦本来是为了巩固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和要求日本3亿美元贷款来建设台湾南北高速公路、造船访日,但日本天皇7月7日有意会见严家淦却适逢卢沟桥事变这一敏感纪念日。二是中日韩三国预定在东京召开“联合开发海底资源会议”,令留学生怀疑中华民国政府出卖国土。

刚在国内成功发动了亿万红卫兵狂热投入文革的毛泽东,再轻而易举地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成功地引发美国各地保钓运动中的许多海外华人亲共狂热,以至于来自台湾、香港的保钓华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左右两派,而且亲共的左派势力迅速壮大。

1971年1月美国多个城市开始保钓游行,仅在纽约就有近两千人参加,而各地游行中也出现“打到国民党政权”等口号,保钓运动迅速演变成也反国民党、支持中国入联的运动。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铭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中说,在一次保钓行动中由于他和沈君山(时任美国普度大学教授)拒绝唱《东方红》和念《毛主席语录》,竟被几个戴红臂章的人围斥他们“不唱《东方红》不念《毛语录》就是反毛,反毛就是反华,反华就是汉奸,汉奸人人可诛”,俨如遭遇中国文革批斗会,只因尚有中共统战政策才免遭殴打。

各奔前程

邵玉铭悲愤地找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倾诉,问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感时忧国情怀过问国事,何以保钓左派学生如此势利?邹谠说:“许多知识分子的确感时忧国,但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是政治上投机,随着中国政局变幻而卖身求靠”,并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政行为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投机。”

1971年6月日美签署《冲绳回归协定》,尼克松选择了把冲绳等主权交还日本,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主权由日本与中华民国协商的折衷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琉球归还日本,不至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台列屿的合法权利。”

同年10月中国入联,80多名保钓左派成员得到中国驻联合国秘书处饭碗。同时,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并遭遇15个国家断交。保钓右派成员誓言与台湾共存亡,邵玉铭也决定回台湾工作。

邵玉铭分析中华民国当时要求归还钓鱼台时没采取强硬立场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最初没重视或没预计保钓运动的影响,第二是最重视和迫切维持联合国席位,需要日美支持,而且还要防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三是断定钓鱼台主权之争是长期问题,日后仍可图谋。”

反省运动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问周恩来:“您怎么看尖阁诸岛问题?不少人对我提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这次不想谈,现在谈不好,因为发现了石油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美国和日本都不会把它当回事”。最终,中日建交《联合公报》不含钓鱼岛问题的字眼。

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亲共左派们又开始新的内斗,曾是左派大将的刘大任遭遇同事围剿。1974年他向联合国请缨,前往非洲工作。他后来反省说:“知识分子参与群众运动后,很多人心的丑恶会显露出来,知识分子自认比别人聪明,对权力特别敏感、贪心,想抓权,很多小动作跑出来。群众运动后来产生很大弊病,跟人性本身有关。”

保钓左派中,后来既有访华、看到现实中国而梦碎,公开向攻击过的右派道歉的成员,也有至今不舍美国,却每年高调访华作“座上宾”的成员。

回顾保钓运动,邵玉铭认为:“如果只论钓鱼台问题进展,那当然是失败了,但保钓运动激励了很多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民族热情,促使他们回到台湾、香港、中国工作并各有所成,所以保钓运动功大于过、瑕不掩瑜。”不过被问及今后海外是否还会再发生那样大规模的华人保钓运动时,邵玉铭不假思索地摇摇头。

邵玉铭形容当年也曾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研究钓鱼台主权问题”。

回顾马英九执政期间,2012年不仅针对钓鱼台主权纠纷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和平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而且2013年基于此主张,与日本缔结了《日台渔业协定》,增加了台湾渔民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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