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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3:51 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美中应回到美苏冷战期间的记者名额对等做法吗?


资料照片: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刘欣在北京的央视总部观看她自己与时为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播的翠西·里根所进行电视辩论的录像。(2019年5月30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6月17日在夏威夷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试图缓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最近几个月,美国对中国驻美官媒实施限制,而中国则驱逐美国记者,这种针锋相对的媒体战也是美中关系陷入低谷的体现之一。美国有专家建议,美中两国可以借鉴美苏冷战时期的做法,即两国在向各自派驻的记者人数上实行完全对等,还有美国媒体人士则主张应当把中国对信息的管控纳入贸易问题。

中共与美记者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1936年的夏天,同情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来到延安,报道当时还处于游击队状态的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他除了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以外,也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级领导人有深入的接触。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期间,长袖善舞的周恩来似乎给不少驻在陪都重庆的西方记者留下不错的印象,但当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并没有美国记者在场见证这一幕。

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同时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欣赏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以及斯诺以外,美国记者基本上未能涉足中国,一个例外是,《展望》(Look)杂志的斯蒂文森(Edmund Stevens)与赫廷顿(Philip Harrington)以及《巴尔的摩非洲裔美国人》周报(Baltimore Afro-American)的沃西(William Worthy)1956年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呆了几个星期。

尽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双方一直到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时候才开始互派记者。

在建交40多年的今天,北京与华盛顿又开始对对方驻在自己国家的记者采取限制措施。

谢淑丽:美中可以借鉴美苏的做法

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成立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组的美中问题专家最近对如何解决美中两国在互派记者问题上的争端进行了探讨。

该工作小组的共同主席、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她们研究了美苏冷战时期的做法,即在记者人数上实行严格的对等。

她说:“这种做法看来效果不错。如果俄罗斯方面不喜欢美国某记者说的话或是宣称他是间谍而将他驱逐出境,美国也会驱逐一名俄罗斯记者。结果是,这个问题没有成为冷战期间的一个战线,而且双方还有一些记者在对方国家进行报道。”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资料照片)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资料照片)

在1997年到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过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认为,美中两国目前可以借鉴美苏冷战的做法,以解决双方目前在驻外记者问题上的来回交锋。

冷战期间美苏实行记者人数和活动地域上的对等

在美苏冷战期间,两国通过发放签证对对方派驻到自己国家的记者人数设定具体的限制。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1986年向国会和美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苏联派驻在美国的记者有20名,其中12名记者驻在华盛顿,分别代表塔斯社(Tass)、《真理报》(Pravda)、《消息报》(Izvestia)、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公司(Soviet Radio and Television);在纽约有6名记者,分别代表《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莫斯科新闻报》、《新时代》(New Times)和《新闻》(Novosti);塔斯社在旧金山还有两名记者。美国记者则选择驻在莫斯科。

苏联记者均为共产党官方宣传机构人员,而美国常驻苏联记者是私营媒体的新闻业者。

除了在人数上的严格对等以外,两国对各自记者自由报道的地域也有同样的对等规定。例如,如果苏联驻美记者要去距离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报道,就必须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申请;同样,美国驻苏联的记者也需要获得准许。

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个数目和地理上的对等原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密切跟踪美国记者在苏联的待遇。当美国记者受到骚扰或是他们的权利受到削弱时,美国政府可以对驻在美国的苏联记者进行报复。

不过,就像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尽管美国记者受到苏联当局的攻击,但是该记者所属的新闻机构可能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报复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该机构与莫斯科的关系,从而落后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

这份报告还指出,美苏两国记者接触到信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对等的。

尽管苏联在1975年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签署赫尔辛基协定、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承诺为各种信息更自由与更广泛的传播提供方便,鼓励与其他国家在信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并改善协定参与国的记者在另一个参与国的工作条件,但是由于苏联当局对新闻自由和信息的控制,美国驻苏联的记者接触到苏联官员、民众和信息都受到限制;而苏联驻美国官媒记者则处在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国家。苏联官媒记者甚至可以通过美国的《信息自由法》(FOIA)而获得美国政府的文件。

储百亮:中国不同于苏联,反应也会不一样

对于美中两国是否应该效仿美苏冷战时期在派驻记者的人数上进行对等的做法,在5月8日因为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而被迫离开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认为,今天的中国与以前的苏联虽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可同日而语。

资料照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例行记者会。(2020年3月18日)
资料照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例行记者会。(2020年3月18日)

他在谢淑丽主持的这个研讨会上说:“我确实认为,最终,它与苏联可能有可比之处的确是事实,但是如今的中国不是苏联。我认为,它对(美国采取的)任何针锋相对的做法做出的反应方式都会与苏联不同。”

在中国做了24年记者的储百亮还认为,最终涉及到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任何解决方案也将取决于中国总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背景。在他看来,在中国国内越来越收紧对信息和舆论的控制之际,中国政府很难在让外国记者有更多接触的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

布劳奇利:应把信息审查当成贸易问题

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的马库斯·布劳奇利(Marcus Brauchli)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记者的问题上达成一个冷战式的交易,对来自对方的记者设置配额。不过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他在研讨会上说:“我原则上反对这样做,因为我对任何要求美国政府代表媒体进行谈判的做法感到担忧,因为它印证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即媒体是国家机器。”

目前是媒体投资公司“北方基地媒体”(North Base Media)的共同创办人、执行董事的布劳奇利说,信息业务是一个规模巨大且正在增长的全球性行业。而中国当局的内容审查损害了这些信息业务的全球运营。因此在他看来,解决美中媒体战的更好做法把信息的收集、发放和销售纳入贸易问题。

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他不明白把这个问题当作贸易问题对于双方解决目前在记者待遇问题上的争端能有什么帮助,因为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对媒体业务有一些监管,但是该机构如何裁定美中双方应该在对方国家驻有多少记者的问题呢?

在中国议题成为美国今年总统大选的一个核心议题之际,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普遍对美国双方在大选前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不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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