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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7:10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1949之后:中共领袖反右众生图


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反右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毛泽东钦定右派*

毛泽东不仅直接发动和指挥了这场运动,而且亲自划了许多右派,包括文艺界的很多名人,例如曾经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和丁玲。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中共的长征。1934年开始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经在上海帮助毛泽东找到失散多年的两个儿子,并且设法送到苏联。毛泽东曾经对别人称赞冯雪峰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后来毛泽东还曾经亲自指示周恩来营救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冯雪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冯雪峰曾经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后,与毛泽东私人关系密切,是极少数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住宅的人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丁玲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将冯雪峰和丁玲打成右派。当年负责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1975年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是右派在心里面已经有谱了。他提到了萧军和丁玲,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过了5个月,反右的时候,萧军和丁玲,两个人都是大右派。”

*没有新账翻旧帐*

毛泽东当时说:“比如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此外,毛泽东交给周扬一个名单,指示他把名单上的丁玲、萧军、艾青等人都定为右派。周扬在一次汇报时问:“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翻延安的老帐!”

于是,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重新刊登了这些人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批判过的文章,标题就叫《再批判》。编者按中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相信哪个毛泽东?*

毛泽东还亲自在编者按中写道:“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记得,在1940年中共组织部为丁玲南京被捕一事作结论时,他曾经亲笔加上最后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2年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时,毛泽东曾经为丁玲辩护,并且说丁玲和当时被清洗的作家王实味不一样。

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还曾经几次说“丁玲是个好同志”。但是到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就指责丁玲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说:“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也曾经手下留情,保过一些人,例如上海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钊。毛泽东说:“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成了右派*

有一个右派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的张申府,曾经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共建党,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张申府参与组建黄埔军校,并且推荐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于1925年退出中共。

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有一层特殊关系。据张申府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张申府还回忆说:“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毛泽东报复当年的老板*

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8年年底的一天,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去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会见中曾经酸溜溜地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其实,这批“民主人士”里就有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但是毛泽东故意不接见她,告诉她的理由是:张申府在1948年10月发表的文章《呼吁和平》,拥护国民政府,指责中共,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于是刘清扬在报纸上把张申府大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与他离婚。

张申府回忆说,毛泽东以后还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据张申府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周恩来为安排张申府的工作大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将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冷藏”起来。

1957年,与章伯均非常熟悉的张申府在一次会议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据说他还说了一句,“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结果,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张申府再次受到冲击,被关进监狱。直到毛泽东去世,张申府才出来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的无奈和救人整人*

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落得这般下场,想必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心里相当尴尬。不过,周恩来遇到的尴尬还不止张申府一案。1934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诗人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关系密切,被周恩来、邓颖超称为“妹夫”、“阿妹”。周颖成为右派,聂绀弩也成了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2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说:“一些年老体弱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动,...实在太艰苦了。比方聂绀弩吧。” 周恩来说:“哎呀,聂绀弩什么时候也当了右派?我没有看见过他的鸣放和右派言论呀!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周恩来这句话使所有从北京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曾经说戏剧家吴祖光、作家萧乾不是右派。但是后来吴祖光和萧乾还是被打成右派。

教育部长张奚若曾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周恩来说张奚若是“好人说错话”,使张奚若躲过一劫。

大右派章乃器在文革中被打,送进了医院。他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

“协和医院不给治,就是‘牛鬼蛇神’不给治。我父亲就写了个字条,写给周恩来。说总理我被打,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后来是章伯钧的夫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父亲这个字条,可能是总理办公室吧,给医院打了电话,就说今后不管什么人,一律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给予医治。 她说你父亲这个字条啊救了好多人,也包括我们,因为章伯钧也被打了。后来我父亲就得到医治。”

章立凡还回忆了反右期间的一件事:

“反右后期,周恩来就讲,准备撤你和章伯钧和罗隆基你们三个人的职。我们认为可以让你申辩。我父亲就问,这个事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周恩来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我父亲说,那我还辩护什么呀?周恩来说,那也好。我们人多,到时候你说不过我们的。

“但是他叙述的跟他写得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周恩来跟他说,他们说不过你。后来我查了,好像还真有一处谈话时谈到,好像周恩来说,你太能说了,他们说不过你。 哪一个记述为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在这以前,他们俩已经冲突过一次了。大概7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说到当前的反右,点名批判了他们三个人。我父亲当时就站起来讲,我要对周总理讲几句话。过去,大家工作中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都是一起商量解决的。现在我遇到问题,就凭这个人的几句话,就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值得重新考虑?

“他这个话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就是说你不够朋友了。当时据说周恩来就一时说不出话来,比较尴尬。其他人马上就上来批判,双方就交锋。我父亲不服,也说不服,也斗不服。最后呢,周总理说,你这样下去只能自绝于人民。这个会就散了。”

*礼送章罗出国?*

1962年,中共曾经向章伯均、罗隆基和章乃器表示,愿意礼送他们出国。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回忆,1962年的一天,中共主管政法的彭真召见章伯钧和罗隆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 ”

章伯钧回答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说:

“周恩来说,你们愿意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你们想去美国也可以。罗隆基还问,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驱逐出境?周恩来说,我告诉他,也不是。我父亲当时还是表态,说我跟你们共事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被理解。他说那就再看几年。看个5年、10年,也许以后还能做点事。后来就有人觉得他好像可能对中共......就是他不相信会这么坏。周恩来还说了一句:啊,你真乐观啊。”

*邓小平批温情主义*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作用突出。毛泽东亲自提名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

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1957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抓不出右派者就是右派*

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6月,毛泽东看了中共高级党校的《整风简报》以后,认为党内右倾思想严重。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校党委成员找去问话。党校负责人杨献珍说:“查了,一个(右派)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小平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高级党校后来上报了两个右派和两个批判对象,结果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党校又将右派人数增加到9人,邓小平仍然不满意。195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高级党校负责人杨献珍、侯维煜点了党校学员、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肖鲁的名字,说:

“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彭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最后,高级党校打了95个右派,是原来数字的10倍,包括杨献珍的秘书马鸿模。杨献珍尽管这次幸免于难,但还是在1964年被毛泽东找了一个借口整肃下去。

*赵紫阳落难时的醒悟*

因“六四”事件被邓小平软禁起来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谈到反右运动时说:“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这显示赵紫阳当时支持反右。赵紫阳说,当时毛泽东“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不过,身陷囹圄的赵紫阳还是有所醒悟。其一,他认为当年共产党各级干部没有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说,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经对邓小平拒绝否定反右运动评论说: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江泽民反右消极而道歉积极*

美国人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记述了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江泽民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反右运动不热心,开始一个右派也没抓。后来有人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迫于压力,江泽民只好确定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刚刚从苏联进口的车床噪音比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车床要大。这本来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当时就是“反苏言论”,就足以定为右派。

江泽民一直对这件事感到不安,在1962年首先为这个人摘了右派帽子,并且几次向他道歉。在反右运动中,江泽民的姐姐江泽芬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为一个受冤枉的人讲话。

*胡耀邦想保人 掌权后大平反*

反右运动期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尽力缩小在团中央机关抓右派的范围。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右派改正工作,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属于冤案,予以改正。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阳谋》一书中记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曾经表示:‘当年是迫于毛主席的威望,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办法。’”

大右派章乃器的右派改正归功于胡耀邦和陈云。章立凡回忆说:

“当时留了6个不改正,他是其中之一。我又写了信,分别给胡耀邦、邓小平和陈云。胡耀邦的态度是,他希望改正。陈云也有这个态度。最后邓也就同意了。这样等于把他从6个不改正里头放到改正的头一个。”

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结束,只有极少数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总共不足100人。

*邓小平虽然嘴硬 反右报告不入文选*

可不要小看这九十多个人的力量。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九十几个人妄图取代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

*毛泽东自认秦始皇*

还是毛泽东敢做敢当。他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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