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最近举行研讨会，探讨了11月初将召开的中共16大的重要性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定于11月8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代表大会，引起了西方中国观察人士的极大兴趣。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傅士卓博士说，人们对中共16大的兴趣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Fewsmith:"First,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enerational change..."
傅士卓说：“首先，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代际交替。一代人全部或是部份的退出政治舞台，另一代人上台。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个转换是成功的，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治权力的转移。因此16大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傅士卓说，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今年夏天围绕江泽民是否会退休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谣言和传说。另外就是这些事件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政策的层面，中共16大是否关系重大呢？傅士卓教授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哈姆林教授都认为，在过去一年来，地方和中央领导人的人选基本上已经确定，中国的政策方向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6大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傅士卓说，有两个问题可能使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这就是私营企业家地位的改变和政治改革。傅士卓认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但是这个问题目前在中国仍然非常有争议。虽然中央还没有就允许企业家入党的条件和程序等做出规定，但是傅士卓认为，这个过程在16大之后会加快步伐。
在政治方面，傅士卓说，在90年代的大部份时间，政治改革基本上被搁置到一边。现在，由于共产党面临各种压力，包括地区不平衡，腐败、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政治改革的话题又再次浮现出来。
傅士卓说，现在看起来，中国当局决定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改革。虽然这种做法被看作是避免进行真正的改革，但是傅士卓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好处的。
Fewsmith:"I think once you engage in this issue..."
傅士卓说：“我认为，一旦你触及政治改革这个话题，一旦你认为这里有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改变政治程序才能解决，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已经被触及，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党内民主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不会解决问题，那么你会发展出其他形式的民主来。”
傅士卓说，中国在村一级的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立了人民有权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原则。这个原则迟早会扩展到共产党内。
傅士卓还提到了中国政治中一个很有意思但是很少受到关注的现像。
Fewsmith:"One of the things, it seems to me, that we've paid too little attention to..."
傅士卓说：“在我看来，在中国政治中，我们没有怎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中全会’的现像。也就是说，党代会本身很有意思，因为在会上会提出新的问题，推出新人，但是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生在党代会之间的那段时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全面推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而89六四事件也发生在两届党代会之间。也就是说，很多摩擦是在会议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党代会上发生的。”
傅士卓认为，随着新的领导人的上台以及日益加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有希望看到中国进一步开放。汉密尔顿学院的李成也认为，新的领导人将会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
Li Cheng:"The mandat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to accelerate..."
李成说：“我认为，第四代领导人的使命是要加快政治改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民主理念的驱使，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任务就是防止共产党在突然之间失去政权。在过去十年里，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多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中出现过。”
李成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江泽民时代已经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发展，包括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人权观念的变化、独立律师队伍的壮大以及媒介的日益商业化所带来的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尽管中国人的政治权利仍然很有限，但是这些新的发展，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对外政策方面，16大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Li Cheng:"I believe China'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ndate of..."
李成说：“我相信，中国的制度性发展以及新一代领导人的使命，与美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权领导的重新出现，或是和平权利交接失败所带来的混乱，或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权的兴起。”
李成说，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激进的和排外的外交政策，往往需要一个有魅力、有时候甚至患有偏执狂的领导，而在第四代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个人似乎具有这样的特徵。虽然这些领导人可能对西方式的民主并不那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带有在本质上敌视西方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