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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1:32 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澳洲人回怼中国驻澳公使,“被你视作‘败类’我很骄傲”


资料照:一名女子站在中澳国旗旁。(2015年6月17日)

中国驻澳公使王晰宁近日把批评中国的澳大利亚人称为“败类”,并说,现在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真难。王晰宁的讲话遭到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驳斥。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说,王晰宁混淆了中国和“中共”。他说,在澳大利亚现在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的确有点难。

“被你视作‘败类’我很骄傲”

王晰宁2月25日在澳大利亚中国工商委员会首都分会的年度晚宴上发表了题为“现在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真难”的讲话。

他说:“有些中国的老朋友动辄被一些人称作‘熊猫拥抱者’,仿佛对中国友好成了一桩罪过,只有对中国吹胡子瞪眼,才是澳大利亚人应有的姿态,才能赢得民心。今天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太难了!”

王晰宁接着称那些批评中共的澳大利亚人是“败类”,并说这些人的后代会感到羞耻。他说,那些“蓄意污蔑诋毁中国,破坏中澳友谊、损害两国人民福祉的败类会遭到世人唾弃,他们的后代会羞于提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反面作用”。

3月1日,中国驻澳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用中英文刊出了他的这篇讲话。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翻译版中,“败类”两个字被拿掉了。

不过,澳大利亚人并没有忽略这个细节。 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告诉美国之音,王晰宁的话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说:“他的话会激怒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包括高层的澳大利亚人,让他们对北京怀有敌意。人们不喜欢被侮辱被命令。所以,他们会顶回去,变得更加敌对、强势,也更具侮辱性,但是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产业施加了更大的惩罚。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策略。实际上,这大大损害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形象。“

《旁观者》周刊澳大利亚版星期五发表署名阿瑟·柯伦考夫(Arthur Chrenkoff)的文章说,“做得不错,中国,但是,我很骄傲你把我视为败类。”

柯伦考夫在文章说,如果批评中国共产党就是“败类”,那么,“王先生,也请算我一个。”

柯伦考夫指出,中国共产党总是巧妙地把自己当成“中国”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它(中共)首先错误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整体,将国家、人民和政府统一为一个整体,然后,通过模糊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将任何批评描绘为对中国的攻击。”

柯伦考夫说,没有人侮辱中国这个国家或整个中国人民,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他说,这是一个害怕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政党, 否则,它应该通过自由的民主选举来欢迎民众对它的评判和问责。

他说,虽然中共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杀人,(在1949年到1976年间,大约有6千万中国人被杀害或是死于饥荒或是政治运动,大约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两倍半)但它仍然剥夺其公民的一切人权,压迫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在新疆,它将一百万维吾尔人安置在集中营中。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强。中国不仅垂涎邻国的领土,而且还希望做超级大国和领导全球。他说,指出这些并非侮辱中国,而是揭示了中国政府的本性。

柯伦考夫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中共禁止讨论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也就是著名的“七不讲” 。

他说,“如果代表普遍价值观、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并反对独裁、种族灭绝和腐败),不管是为了澳大利亚人民还是中国人民,就是败类的话,那么没错,我为这样的败类感到自豪。”

柯伦考夫的这篇文章在澳大利亚的好几家媒体都有转载。

3 月2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国防战略与安全主任肖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在推特上发贴说,“也许你(王晰宁)并不完全认同我们的治理与管理模式。但王晰宁回避了中国与世界发生问题的根源,即政府对自己的公民记者、香港人、维吾尔人以及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还有对(其他国家的)网络黑客攻击、经济胁迫、军事行动”。

做中共的朋友在澳大利亚目前的确有点难

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不难,但是,做中共的朋友的确有点困难。

他说:“我不认为与中国做朋友的澳大利亚人有任何问题,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与中共做朋友的人倒是有问题。……现在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普遍变得相当负面。这意味着现在捍卫中共和中国政府行为的任何澳大利亚人都令人怀疑,在某些情况下,都令人有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说的是真的。”

汉密尔顿201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的书,汉密尔顿在书中说,中国是一个“一心想要控制澳大利亚的极权主义政权。” 这本书后来引发澳大利亚人的激烈争议。有人欢迎关于中国影响力的讨论,不过也有人担心这可能引发仇外现象。

多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和学界建立了许多关系,也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强势的作风以及中国军队的迅速现代化令澳大利亚政界担忧。2017年,中澳关系迎来转折。当年, 澳大利亚推出新法,禁止外国的政治捐赠,防止外国势力的干预,当时,也有官员警告中国企图影响堪培拉的政治进程。

2020年,中澳关系持续恶化,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国际调查并批评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高调限制澳洲产品进口,或者施之以惩罚性关税,受到影响的产品包括澳大利亚牛肉、煤炭和红酒 和海鲜等。

2020年11月,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还专门列出了澳大利亚的14宗罪,内容包括: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反华”研究;突袭中国记者和吊销学者签证;在多边论坛上“带头”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事务;煽动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起源展开独立调查;在2018年禁止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华为参与5G建设;阻碍10项涉及基础设施、农业和畜牧业的中国外商投资交易;干涉南海问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议员对华人或亚洲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等等。

中国说,澳大利亚必须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以便部长级接触重新开始。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回应称,澳大利亚是出于自身利益行事,不会改变其政策。

汉密尔顿说,澳大利亚是不会改变与中国的关系的,除非北京停止目前的威胁、侮辱和惩罚性的“国际流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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