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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5:53 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齐家治国?习近平时代的女性参政(2)


两位女子在展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青春偶像鹿晗的杂志的一处北京报摊前聊天。(2017年10月22日)

中共高层领导人乃至全球政治由男性主导的现象,学者及关注中国性别议题的倡议者指出,高层政治的性别比例分配只是冰山一角,必须关注更深层的职场、家庭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以及性少数人口。

90后的Will Chen在美国读研究生,人在美国的Will说自己设想著回国可能遇到的种种状况:被家人亲戚催婚、求职受限制、无法和朋友谈论性别平等,以及充斥著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体。Will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从本土的各大平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对‘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

多重原因

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别议题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柯瑞佳(Rebecca E. Karl) 认为, 中国政治由男性主导的背后因素,源于中国特有以及全球皆然的各种原因。

柯瑞佳教授强调,她不认为文化是完全或主要的单一因素,而是包括以财富积累为导向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文化互相影响加成。

她对美国之音说,“历史学家、记者和观察家对于女性为什么被排除在中国政治之外,大家的见解分歧。……我认为则是和人口特征有关,和文化有关,也和特定经济结构的出现有关,和很多东西都有关,……混和在一起的结果。”

职场歧视

女权观察人士说,在社会生活层面,种种公开或迂回的歧视限制着女性的公共生活。

苏子认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反歧视和反暴力。比如更高层的政治领导,怎么这么少女性,我们可能可以问一个问题是有可能是职场的性别歧视导致只有几个女性或没有女性参与高层的政治决策。”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提到了中国浙江大学一名教授前些日子公开表示不欢迎女研究生的例子。这位教授在微博上发文说女性“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大多混个文凭准备毕业”。

吕频告诉美国之音:“今天女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在非常地努力,而且他们所以的努力都是有抗争性。哪怕你今天想要在一个商业公司里面,女人想进去一个位置,她的努力都是一种斗争。因为市场的体制,商业公司的体制也是一个男权。”

Will Chen则根据听闻认为,“来自单位的就业歧视可能比较严重,比如遇到女性会考虑她几时生小孩,怕她影响工作进度;还有一些公司只收男性,让很多女性失去机会。” Will举例说,“公司总有各种办法避免带薪产假,比如一开始就不雇用打算生育的女性,一怀孕就各种刁难,所以法律有时形同虚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中共19大期间的一篇报道还提到,中国的“白酒文化”也不利于女性的升迁。报道提到,如果女性参与喝酒,可能会被认为不检点,如果不参与喝酒,则难以打进小圈子。

家庭因素

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中国女性、尤其是沿海或城市的女性发展的空间不断加大,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少。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国家之外,传统的家族框架,仍然约束着女性的生育自主。

Will Chen 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大众难以察觉的性别歧视”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打压”。Will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前段时间宣传树立良好‘家风’,还有几千年来对孝顺的强调,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用道德取代权利的一种手段。把养老责任推给儿女,警察遇到家暴不办案,反家暴法迟迟才通过......其实就是希望把社会问题留在家里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

柯瑞佳教授说明,中国许多女性被要求应该以家庭为重。她认为,中国生育政策迈向二胎化的改变,同时并没有提供女性社会安全网帮助女性自主决定生育事项的情况下,更加影响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她强调,这也有阶级、城乡和财富的区别。中产或上层阶级城市家庭的女性,相比其他在二线城市等等的其他人,通常受有良好教育以及凭藉努力有很好的事业发展。但是,其他女性很多仍然深受性别规范和家庭打压。而从历史来看,“女性在家族的生育并非独立自主的,而且家族倾向于对女性身体冠以巨大的控制。家族还是控制了女性生育的决定。”

柯瑞佳教授说, “我觉得总体而言,历史上女性被家族逼迫生产男宝宝。所以我认为取消生育控制意味着,女性生育不再是国家政策一部分了,但重新被家庭控制。”

苏子提及自己说中文的时候,“时常不能把国和家分开的frustration (挫折感), 这就说明了国和家如何地联合在一起。”她因此认为,文化上的改变也是重要的。

男女之外

苏子说:“中文这个词国和家是写在一起的。至少在看中国的这个政治女性公共参与或性别平等方面是不能离开家。比如只讨论女性和参政却不讨论中国很多单身女性面临被逼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酷儿(Queer)无法生存,……性少数人口的生活并不得到支持,这些情况都是现象的整体。”

性别权益人士说,“齐家治国”的观念以及家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也是性别不平等的源头之一。他们还提到,受到歧视的还不仅仅是“女性”,还有性少数人口。

苏子说明自己对“酷儿”的定义是一个人挑战了她所说的“正统顺性别主义(cisgender normativity)还有正统异性恋主义(heterosexual normativity)的规制”,去反思与挑战“在国与家这两条路之外的第三条路是什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不是去走别人画好的路。”

“异性恋正统和顺性别正统”指的是把异性恋、顺性别奉为圭臬,认为那是一切的标准。“顺性别”指的是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sex assigned at birth)与自身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一致。“异性恋”(heterosexual)则为一种性取向。顺性别异性恋者占社会的多数。社会上性少数人口还包括像是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sex assigned at birth)与自身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不一致的人,例如跨性别者,以及性取向为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等等群体。

Will Chen也认为,中国社会鲜少见到有关中性人、性别酷儿和跨性别的讨论,“即使有也大多专注于颜值而不是文化和群体”。

出路何在

在社会结构与多重因素的层层影响下,人们可以怎么样找到性别平等的出路呢?

在政治参与的脉络下,苏子希望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自己可能通过更加系统性且体系内的方式,代表女性或多元性别,去参与政权。她说:“比如说像是公民社会的参与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在看一个国家是否为性别多元为性别平等做推进。”

吕频希望大家能认识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权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认识”,同时,她觉得动机很重要,也就是不想忍耐眼前所见的痛苦,希望对这些痛苦有所帮助,想要让社会变得更好。

Will Chen期待社会增加男女两性之外的性别讨论,并且减少使用异性恋正统规范的标准来定义女性的社会行为和穿著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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