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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37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台湾防疫尊重隐私而透明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北京举行的2018中国公安展销会上展示的监控摄像头。(2018年10月23日)

8月8日,台北小巨蛋一场超过万人的大型演唱会,几乎所有现场观众都戴口罩。这场演唱会也是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世界第一场有万人以上现场观众的室内演唱会。主唱歌手周兴哲在开唱之前先带动全场观众大声呼喊,以便他们能习惯戴着口罩发声,随后才能在演唱会中跟着他一起合唱。

为避免群聚感染,演唱会组织者采取了多项防疫措施,包括购票者实名制、入场量体温、酒精消毒、戴口罩等。此外,参加演唱会观众还必须登记身份及手机号码,在入场时扫描二维码以便于病例的接触追踪。

这场演唱会和其他一些反映台湾在疫情中生活如常的景象,包括餐馆正常营业、商店正常营业、学校正常上课、民众正常上班等,一段时间来成为许多国际媒体报道的主题,台湾的防疫作为自然也是这些报道的焦点。

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各国媒体多次采访的对象,就是台湾的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她也是台湾政府在确保口罩透明、公平分配的口罩供需信息平台应用程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接触感染者行踪,以及对假信息即时回应、反击等防疫措施的重要推手。

被日本媒体称为“天才IT大臣”的唐凤经常强调,政府必须保持政策透明才能提高民众信心。她不断重复,在民主台湾,政府的各种政策是尽可能对人民透明,然而在威权中国,政府却要人民对它尽可能透明。由于台湾政府的防疫措施能得到人民信任与配合,唐凤说,防疫成效自然也跟着提高。

星期二,在一场与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NBR)学者的对谈中,唐凤再次强调这个观点。

她说,在台湾,民主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科技的改善可促进更多参与,“要使科技成为民主最佳工具之一,重点在于透明化与可问责,也就是说,如何使政府对人民更透明,而不是人民对政府透明”。

不过在疫情中,各国政府为隔离和追踪接触者会使用监控措施,这引起人们对人权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担忧,中国实施的健康码就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台湾政府如何在民主体制下兼顾个人隐私的保障与防控疫情的需求?

唐凤说,台湾对于隔离和接触者的追踪都有法律的严格规范,例如防疫时需要使用健保卡证明身份,但卡中个人信息为“可读”模式,只能用于公共服务需要,不能被连到互联网使用,也无法读取个人病例。如果在隔离时不愿留下个人手机号码,政府也会提供临时手机为隔离期间的联系和追踪使用。

此外,唐凤说,台湾在疫情中从来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接受立委和媒体的质询与监督,即便是为了追踪病源接触者,法律也对民众各种数据的使用与保存有明确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即必须销毁,由于人民对保障个人隐私的要求,政府在采取防疫措施时重点也在于强化隐私权保护的技术。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希娜·格雷腾斯(Sheena Greitens)表示,并非所有民主体制都采取像台湾一样的防疫做法,但台湾有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之处,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及其民主过程。

她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因为疫情宣布紧急状态,这使司法可以正常运作,政府作为受到监督,防疫过程透明化,搜集的数据是暂时性,其范围和规模都有限制,这种种做法都与全世界民主国家趋势一致,那就是在技术的使用上考虑到保护数据隐私的问题。

她说,台湾与韩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曾经历经威权统治的两个民主伙伴,台湾过去的专制历史让台湾领导层对监控问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台湾领导层对监控的风险有过仔细的思考,因为监控在戒严时期非常严厉,台湾现在还有一些活着的人曾经由于非政府透明化的过度监控而付出代价。所以当我们想到能从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学到什么,以及如何运用那些经验来保护民主,我认为那是一件好事。”

不过相反的是,中国政府对技术的使用,却是为了监控人民以维持社会稳定。

专门研究中国监控问题的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中国政府的意图是通过撒网方式,尽可能搜集关于人民的信息,搜集它们、研究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追踪移动,最重要的是,将它用于社会控制。”

王松莲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体,整个政权就是靠社会控制来维持,除非废除整个制度,否则这种政权如何能谈论解决大规模监控的问题?

她说,从人权观点来看,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是,任何政府对人民数据的搜集必须合法、符合比例原则,以及有其必要性。例如中国政府说,装设大量摄像头是为了治安,但它却不符合比例原则,也没有针对要解决的特定犯罪目标,因此这些大规模监控经常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其他不侵犯人权的方式可以确保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

德州大学的格雷斯滕教授说,中国在疫情中实施的支付宝健康码,是将原来用于维稳的技术用于公共卫生,北京当局多年来都在搜集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公民数据,并寻求将各种数据加以整合以用于社会维稳和控制,在新冠疫情中由于公共卫生的需要,这种数据整合的速度以及对社会监控的强化也随之加快,因为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优先事项。

中国用大数据和其他科技手段加强对公民的全面监控一直都受到侵犯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的强烈批评,但是中国卫生官员说,大数据有助于发现和控制传染源,这也是传染病防治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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