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检署将今年七月闯进教育部进行抗议的5名学生提出起诉。抗议起因是一些学生不满教育部“微调”高中历史课纲。有法律学者批评说，起诉的目的与法律无关，一切都是政治动机。
台北地检署10月21日对进行“反课纲”抗议的学生侦查终结，以妨害公务、强制罪等罪名正式起诉彭姓、蔡姓、尹姓、陈姓和阎姓等5名学生，并求处缓刑。
曾经参与“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陈建勳说，这次起诉是针对7月23日闯入教育部的学生，他当时没有在第一时间闯进教育部因此没有被起诉。面对当时一同投身“反课纲微调运动”的伙伴受到起诉，陈建勳说，将尊重一切司法判决。
他说：“基本上我们都会选择尊重这边的法律层面他做出的起诉，我们对于台湾的法治一律都是尊重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违法的事实，不要透过起诉的手段去威吓学生。”
辅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吴豪人指出，起诉反课纲学生一事其实是政治问题，学生违反的顶多是道德问题，但并非法律问题。吴教授说，无论是妨碍罪还是强制罪都有相当严格的构成要件，而且必须满足所有要件才有罪，但这些学生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
辅仁大学吴豪人教授说：“结论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个政治问题，本来和法律没什么关系，那我们现在看到检察官提起妨碍公务跟强制罪。我记得刑法第135条妨碍公务是说，对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施行强暴胁迫才会被罚，第一个是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那这些警察是在依法执行什么职务，依什么法？第二个，这些学生有没有强暴胁迫，看不到嘛，我们看到的是警察去压制他们，用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我们说用大炮去打小鸟的方式。”
在今年七月爆发“课纲微调”争议时，台湾教育部原本坚持要对学生提告，但在事后撤回告诉。经检方继续勘验，认定五名被起诉的学生在进入教育部时，与教育部内驻警人员发生拉扯，属于妨碍公务范畴。
对此，曾多次参与学生及公民运动的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陈为廷表示，“妨碍公务”是政府在处理社会运动中最好用、最常见的罪名。陈为廷说：“他常常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方说，所谓的妨碍公务等罪名。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罪名。反而是说，我们必须要抵抗这样的暴政的同时警察阻挡我们去抗议，只要这过程和警察有些许的身体碰撞，就有可能会被以妨碍公务这样的罪名来起诉。”
这次被起诉的学生为高中生，其中两名学生还未成年，检察官认为这五名学生年纪尚轻、思虑未周，且到庭后态度平和，教育部也表明不愿追究，在考量这些学生都无前科，还有大好前程的情况下，请法院宣告缓刑。
不过，吴豪人教授称，检察官即使起诉了也不一定表示学生有罪。他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像是在骚扰学生，为了起诉而起诉，同时警告其他人不要再随之起舞。
辅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吴豪人说：“起诉他不代表他有罪，最后法官还是会判。我认为像这样起诉的罪名跟他们的行为对照之下，法官判无罪的可能性大概是100%。最后一定是判无罪，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起诉他，他就是要骚扰你嘛。检察官有时候起诉人并非有信心说一定告得成，你一定会被判有罪，他尤其是针对社会运动，通常就是为了要骚扰你，因为诉讼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吴教授还指出，面对冗长的法律诉讼，通常都会让一般人产生恐惧，进而达到威吓的效果。这次被起诉的人都是年纪很轻的高中生，在人生刚起步的阶段就必须面临数以年计的法律诉讼，内心肯定会十分沉重。
做为反课纲微调运动的领袖之一，今年刚从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建勳坦诚的说，即使是预料中之事，但同伴要面对法律问题，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陈建勳表示：“这次参与的很多都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是国中刚升高中的人，如果说完全不怕法律途径的追诉，那是在说假话，大家其实心里还是会顾忌法律途径的起诉。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既然参与了社会运动，那后续的法律途径，或是能够争取的权利，那就去争取，但如果要接受什么制裁的话，那也是坦然面对。”
陈建勳说，目前新旧版本课纲并行的结果虽然称不上是满意，但有些成果的确是达到了，其中包括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新旧课纲的关注，以及有些学校重新选书并改回旧课纲的版本，包括建中及北一女等明星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