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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5:00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时事大家谈:建言者还是传声筒?看中国的“智库”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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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大家谈:建言者还是传声筒?看中国的“智库”与“专家”

中国的智库有多“智”?专家有多“专”?近来许多中国专家学者的言论,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中国一定赢”,到为政府催生提议的“生育基金”、“丁克税”,以及“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等,不但引发议论甚至沦为民间的笑谈,被许多中国网民批为到底是学者专家还是忽悠大师?究竟是外界误解了这些学者专家的“用心良苦”,还是学者专家没有守住底线,沦为当局的“传声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中国有没有让独立智库和学者生存的空间?

嘉宾: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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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有些专家“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胡鞍钢曾经在朱镕基还是国家总理的时候常跟人吹嘘自己是他的智囊。但现在根据大量的口述历史和网上上的各种证明,朱镕基本人否认了这件事。从这件事反映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态度,就是“眼睛向上”。最近吴小平提出“私营经济离场论”,他在这上面绝不是孤独的。而且他提出取消私有制并不是胡说,而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郝建表示他会打趣和别人说,别以为吴小平说错了,人家可是符合中国宪法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是有这句话的。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总体看出一种风气,就是向上看、别苗头、别风向。郝建用两句话总结了中国专家圈子里的现象。一句是唐代诗人李端的诗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有时候弹错调子,是为了得到高层的注意。还有一句是西方谚语,“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有黄油”。在中国,拍马屁的话说错了没关系,但如果你要是说了让领导不高兴的话,那你就成了带来坏消息的信使,长此以往就会被边缘化。郝建说自己当年也曾是“专家”,曾因《电影产业促进法》而被请去开会和提意见。他当时提的意见是,只要把审查取消了,就是促进了。有韩国电影来北京电影学院展映的时候,我曾明确说过,韩国电影之所以出现井喷就是因为取消审查。像我们这种专家就很容易被越来越边缘化。比如现在连学术会议都不请我了,更不用说政府的会议了。郝建觉得只能用“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来解释中国专家经常错得离谱的这种现象了。

郝建:浮夸风是体制性现象

郝建说,官媒在某个政策上没有得到具体的执行指令时,绝不会越雷池一步。官媒里虽然也有一些头脑没有那么发热的专家和声音,但不能把这种现象整体化。现在专家整体上犬儒化,“楚王好细腰,宫中扶墙立”。另外,中共的整个话语和思维方式本来就是如此,所以这也确实是个体制性现象,而不是一两个人方向走反了。这个现象在习近平上台后确实是加剧了,整个“气温气候”不一样。我发现美国的专家和媒体,骂起美国和总统来,都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郝建表示自己在哈佛也经常接触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专家的讲座,基本上只要知道他来自哪个部门和背景,就大概能知道他们要讲什么。整个学者圈的犬儒化从1989年开始是一个逐步扩散和深化的过程,这些现象并不奇怪。

郝建:知识分子群体集体犬儒化,向集权化策马狂奔

对于习近平想要建立的中国新型有特色的智库是否是中国智库官办化的开始,郝建说,智库肯定会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顾虑经费了。但这里边有些具体的话语令人费解。比如有一句话叫“满足人民广泛的智力需求”,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是想开启民智,那多投点钱在教育上就好了;不要让孩子们没学上,不要让教师领不到工资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中共越重视某个领域,这个领域的犬儒化就越严重。总的来说,好几个方面都由极权体制所造成的,但是整个学者、专家和公知圈子的集体性犬儒化也是个重要因素。即使是自由派的自由分子,也得注意在“冰河期”明哲保身。这个圈子的整个状态就是在向集权化策马狂奔。在目前的中国,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和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还是大多数,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另外,由于现在各领域都被严密控制,老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也并不清楚,到底接受多少和抗拒多少现在都不得而知。

吴强:强力过滤后只剩讨好声

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说,现在能发声的专家基本就两种,一种是猜测上意,再根据上意抛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政策和观点。这是争宠性质的,希望引起上层的注意,以便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课题经费。另一部分人是走在政策的前面,充当了很多政策的先行官和“斥候”,通过放风试探公众反应。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等等都经过了大力整顿,过滤出来的只剩了讨好的、越左越好的、宁左勿右的声音。现在在新媒体和官方媒体上已经听不到相对独立和相对客观的自由派学者的声音了。他们的声音已经被消灭掉了。

吴强:公知圈劣币驱良币

吴强认为,在中国,海外留学等的国际化背景并没有太大作用。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和封锁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也都受到很多审查的限制。很多曾经在国外拿到博士的人回来以后其实跟国际学术界的交往越来越少,而且他们也会越来越自觉地用民族主义的立场发声,站队站在官方这一边。他们的职业规划已经和他们所谓的国际化背景没有多大关系了,仅是作为一个金字招牌。另一方面,这些学者有时会说一些下流话,这与中国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亡有密切关系。公众和媒体都没有一个比较正经的、高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作参照,那么这种下流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俗话讲的劣币驱良币。公共知识分子需要以哲学家中心,通过一群社会科学家建造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需要不断与公众和媒体对话,这样才会培育出良性的、客观、进步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在国内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只能看到下流话了。

吴强:党的话语压过了学术专业话语

浮夸风在胡鞍钢个人身上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逢迎讨好以争取最上层的注意。这成了宗旨之后就造成了很多放卫星式的浮夸,都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领导的注意。现在学校和智库的一些文章也都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作为最高荣誉,而不是文章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但这背后也有制度性方面的因素,这种浮夸风来自于党的八股文,来自于党的体制,来自于党的宣传需要。实际上,这是党的宣传文风渗透到了学术界,然后造成了浮夸风气。我们可以往前追溯,无论是追溯到大跃进还是追溯到1949年之前,党内自身就是存在着浮夸之气,这原本和学术是没什么关系的。这完全是为了动员和宣传。而“宣传”其实是个负面词汇,它与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这些学者是根据上级领导的喜好,根据政治目的来炮制其观点和论证方式,完全不顾学术的基本规范。这就是党的话语压过学术专业话语的结果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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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大家谈》YouTube播放列表:https://youtu.be/nINmPh7Tj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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