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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1:35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佛教:中印竞争的另一个战场(下)


印度达拉萨拉县的麦克里欧甘吉,达赖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6年11月7日)

中国的佛教外交

相比于印度,中国的佛教外交其实开启得更早。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佛教代表团访华,到90年代中国佛牙舍利到泰国、缅甸等国家巡回展出,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佛教在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上的作用。习近平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曾发表署名文章,专门提到中斯两国之间由法显大师(337年-422年)开启的“千年佛缘”。在印度访问时,习近平也专门拜访了玄奘取经的途经之处和修行故地。

中国学者们认为,佛教外交在与亚洲国家加强文化联系、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孔子学院之类的“儒教输出”于近年来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佛教以其“热爱和平”的理念与形象,恰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极好补充。

2005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世界佛教论坛”,并于2006年在浙江杭州和舟山举办首届大会。此后,世界佛教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与会者除了中国本土的佛教界人士,还有东南亚、东亚、甚至印度的僧侣和学者。

印度的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向中国和邻国的佛教人士传达一个信息,即中共当局允许佛教在中国自由传播。”而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拉那德在《卡内基印度》的文章中则表示, 这些定期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中国为了提升官方指定的班禅喇嘛的地位……并说服佛教界接受,他是这个位置的合法继承者。”

中国政府曾与达赖喇嘛因选择第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问题发生过严重冲突,导致中国彻底断绝一切与达赖喇嘛的沟通渠道,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1996年1月12日,中国官方选择的六岁的11世班禅喇嘛向中国主席江泽民呈现给他的礼品。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
1996年1月12日,中国官方选择的六岁的11世班禅喇嘛向中国主席江泽民呈现给他的礼品。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

中印佛教外交的冲突点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为尼泊尔的佛祖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提供基础设施升级建设。此举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中国进一步向尼泊尔施加影响的大动作。

尼泊尔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国,但长期以来受到印度政府的控制。虽然,除了佛祖悟道的菩提迦耶之外,印度尚有佛祖初次讲法之地鹿野苑、世界第一所佛教大学那烂陀、佛祖涅磐地拘尸那迦等十来处佛教遗址,但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属于尼泊尔,印度曾因此与尼泊尔之间发生过“佛教发源地”之争,引起尼泊尔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尼泊尔政府越来越希望摆脱印度的控制,而平衡印度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中国。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中国和印度的救灾团队在尼泊尔进行了一场“救援竞赛”。同年10月,印裔尼泊尔人因“单独建邦”的要求未能满足而发生骚乱,印度政府要求尼泊尔修改宪法被拒后,单方面切断了对尼泊尔的油气供应,致使尼泊尔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尼泊尔总理随后向中国求救,并获得中国1000吨燃油的援助。

作为回报,尼泊尔多次重复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立场,并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在近期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尼泊尔媒体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不能重蹈不丹的覆辙、在主权问题上被印度所掌控。为此,印度媒体曾发文疾呼:“印度正在失去尼泊尔。”

中印佛教外交之争在亚洲其他的佛教国家也有所表现,日本、越南明显向印度靠拢,而老挝、柬埔寨则更倾向于中国。缅甸、泰国、斯里兰卡、蒙古是双方争夺的对象,就目前来看,印度在蒙古取得进展,中国则在其他几个国家保持优势。其中,斯里兰卡自认为自从中世纪佛教在印度几近灭绝之后,继承了佛教的真传,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并将上座部佛教传播到东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人不认为印度的佛教是正传佛教,也不承认佛教是印度教的分支,其国内佛教信徒更是与印度教势力进行过几十年的国内战争。

中印各自佛教外交的短板

尽管中印的佛教外交都是政府主导的外交策略,但相比于印度,中国的佛教界可以动用更多国家资源的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官方管控。在对外传播的语境中,中国佛教难免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对国外的佛教受众来说,比较难以接受。

此外,一些国家将西藏问题从国家主权问题转移为宗教自由问题,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以及佛教界的影响力,也使得中国佛教界相形见拙、疲于应对。数次在印度召开的世界性佛教会议,因为邀请了达赖喇嘛出席,而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

达赖喇嘛对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的达旺镇听讲的五万人挥手致意(2017年4月9日)
达赖喇嘛对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的达旺镇听讲的五万人挥手致意(2017年4月9日)

对于印度来说,佛教在当今印度的地位并不显著,印度派出参加国际宗教活动的人士甚至曾因对佛教仪式和礼仪的生疏而遭到诟病。香港致力于佛教传播的佛门网(Buddhistdoor)评论道:“尽管莫迪正在大力宣传佛教,但他不可能为佛教在印度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虽然佛教在印度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宗教自由被写进印度宪法第15条和第25条基本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佛教在印度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政治家为了和平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而寻求适宜的宗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莫迪政府真的想让佛教成为印度一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就应该为国内的佛教徒提供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从而使信众人数得以增长。”

此外,印度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和分工紊乱,也使得“复兴佛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2006年,印度政府提议重建那烂陀大学。然而,该项议案直到2010年才获得国会批准,但资金却迟迟未能到位。到2014年正式开学时,教室和宿舍尚未完全建成,只招收到15名学生,创始校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于次年无奈辞职。

与之相比,中国在三亚设立的南海佛学院2014年立项,2017年4月就已建成招生,首批入学220名学生。印度媒体不禁感叹:“中国开办自己的那烂陀大学,令印度蒙羞。”

中国海南三亚的南山佛教文化(孟加拉国的Didarul Iqbal拍摄)
中国海南三亚的南山佛教文化(孟加拉国的Didarul Iqbal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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