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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25 2024年7月21日 星期日

中国养老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资料照 - 几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迈老人正在北京一座公园里休息。
资料照 - 几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迈老人正在北京一座公园里休息。

中国40多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下诞生的独生子女,现在正面临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出台养老服务建设清单,但不论是经费来源,还是家庭成员的照护培训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或者是养老院的鱼龙混杂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谓的社区关怀电话十分不专业等...,他们不寄望国家能切实帮助到他们,甚至觉得这些官方“口说的”福利,不只是父母等不到,连他们这一辈可能也等不到。

中国国务院5月21日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公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

这份服务清单列出12类对象,提供16项公共服务的基本任务和事项。比如,针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和住宅改造成无障碍空间;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优先入住公家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并给予职训补贴等。

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中国国家卫健委曾测算,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超过总人口的三成,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养老金储备不足

中国资深媒体人阿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七成省份的养老金都已经入不敷出。中国地产经济破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加上3年疫情过后,大量的医保资金都被拿去建方舱医院了,很多地方的医保待遇都在减缩中。在这样的收支矛盾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很难再有钱去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或是兴建养老院。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今年2月底的一场论坛上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各类养老金共计11.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比重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达到72%。

另一份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到2035年,养老金有耗尽的可能性。

阿强表示,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有分“政治任务”与“非政治任务”,比如退林还耕、建方舱医院、打疫苗、做核酸都是政治任务;但养老建设不是政治任务,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非一定要去完成。

他说:“帮助老百姓的政策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政治任务,所以很多政策下来以后,其实是没有办法落实的。”他说,早在数年前,国务院就已经强调要完善养老体系,“但到今天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动静”。

阿强说,除非中央给钱,否则地方不会去做,地方政府领会中央的政策是很“透彻”的,所以对地方来讲,能给中央省钱就给中央省钱,因此这项政策很难推行下去。

养老的困境

阿强并表示,中国很多地方的养老金很低,比如四川的农村,老人每个月只有120元人民币,“连生活都不够,要如何养老?”而有些地方即使有盖养老院,也不是人人都住得起。以上海为例,养老院的费用每人每月5000元人民币左右,以一个90年代退休的人来看,他的退休金比较高,每月约6000元,但住进去后每月就少掉5000元了,如果是两夫妇就要扣掉1万元。上海偏远一点的奉贤区比较便宜,收费大概每月3600元,但如果是2000年后退休的那一代职工的退休金,大概就2000至3000块钱而已,“怎么住得起现在一个月5000块钱的养老院呢?根本住不起的!”

阿强说,对中国而言,它的法律有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其实是子女要去负担了”。这次国务院印发的养老建设意见通知其实也有提到,子女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政府也只承担一部分责任。

事实上,中国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加重了中国人口老化的危机,除劳动力青黄不接外,一胎化的父母现在来到了养老的人生阶段,而一胎化下的子女,也正面临着照顾父母病老的巨大压力。

南京的独生子女淑敏就是一个例子。她80多岁患有轻微阿兹海默症的父亲在2021年4月底摔了一交,髋关节骨折,做了髋关节关节置换手术,直到现在都还不停地在各个医院转院复健当中。

不断转院

她说,按照医保局的规定,康复病人在一家医院的疗程所能住院的时间就是20天左右,这也意味着这两年多来,他们平均每20天就要换一家医院去做复健,好不容易老人家稍微熟悉环境了,又要换一组医生、护士、康复师和复健手法,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她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每20天换一个新环境都受不了了,何况是80岁以上、对环境有所依赖的老年人。

她说:“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这个是非常磨人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家属和病人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她表示,随着父亲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已经不只是原本骨折的问题,身体其他方面也出了问题,所以必须要去医院跟阿兹海默症做全方位的调理与治疗,不可能将爸爸送去医疗条件没有这么强的养老院。

除此之外,她说她有一个亲戚住在南京比较高级的中法合资的养老院。据亲戚所述,养老院刚开幕时,各方面的服务都非常好,但等过了三、四年之后,服务越来越差,而且收费越来越贵。该名亲戚对她说:“但凡是自己有一点办法的,能在家里呆得住的,绝对不会选择住养老院 。”

淑敏表示,亲戚住的养老院光住宿就要每月13000元人民币,如果请看护还要收取额外费用15000元,这样一个月就要将近3万元,“这对我的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增加”。

她表示,对她而言,她现在只想要有一个稳定健康的住院环境,不用一直在医院间转来转去。她说,政府发布的推进养老建设通知,“所有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如果要说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就是国家现在开始要重视养老这一块了,因为年轻人不生,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医、养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实在是不能不管了。

但她认为,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怎么可能等到医疗养老的矛盾集中恶化到这种程度才开始去做,她说:“等你建立好了以后,我还不知道几代人都过去了。我觉得我这一辈、我自己都等不到这个希望,这是我的感觉。”

淑敏表示,针对《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的第4条高龄津贴,这个是有的,但她在父亲生病住院时帮其领取才知道只有九十几块,不到100元,“非常少,就这么一点”。至于第7条和第8条的护理补贴和家庭养老支持服务,实际上住院两年多来的护工和费用,她都是自己找、自己付钱,“国家没有给我任何补贴”。

淑敏尤其对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的项目感到十分愤怒。她说以她为例,她家中就剩下她和爸爸,她的爸爸是失能者。如果她去培训了,爸爸谁来照顾,家中的家务谁来做,就算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去培训的子女难道就不用去工作上班了吗,尤其失能者的照护培训必须是专业化的培训,“等于去培训的人其他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就拿那一点点的培训费,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这种话看了就生气,还不如你不要写”。

欠缺专业

淑敏表示,对于第12条的探访服务,她也有话要说,因为刚好在两周前,她接到了居委会的关怀电话,但对方显示的是手机号,言谈间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问:“妳爸爸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让她十分恼火,认为工作人员慰问探询的方式非常不专业。淑敏说:“如果说你要给我心理支持,我本来还心平气和的,你现在反而把我逗火起来。”

淑敏表示,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现有的慰问人员和护工变成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想着把家庭成员培训成专业护工。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要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并说到2025年,中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空头支票

旅美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老人分为两种,一个是党内的中央干部,一个是党外的一般职工,如果是中共党员干部的养老生活优渥,还有特权,但广大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到老了就是等死,中国是个二元社会”。

旅美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周孝正提供)
旅美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周孝正提供)

他表示,政府在实行一胎化政策的时候,曾经说过“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了2005年改成“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到了2012年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了2018年甚至喊出“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

周孝正说:“共产党就骗这帮老百姓国家管养老,后来到了现在国家就不管了,因为政府这个共产党就是有组织的诈骗集团,中国老百姓就上当了。”

他说,事实证明政府并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政府来养老”最终沦为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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