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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青一代


北京一群青年边走路边看手机。(2020年7月6日)

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控制网络信息流通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被广泛认为世界绝对第一。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否使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变得更加支持中共政权,包括支持中共政权给全世界带来灾祸的政策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

信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青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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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信息封锁+宣传

中共当局,尤其是2012年11月上台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中国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异议、封锁新闻的政策,这一切在过去多被世人认为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不幸。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伴随着中共的严密信息封锁在中国全面爆发并扩散全世界,给全世界造成至今依然看不到尽头的灾难,中共的信息/新闻封锁政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与此同时,中共在过去的20年里逐步封闭中国网民获取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筛选的信息的渠道,建设所谓的国家级网络防火墙,即批评者所说的信息柏林墙,有整整一代中国人是在网络防火墙/信息柏林墙后长大。这一代人对中共政权及其政策,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否因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加美化当局的宣传而变得亲中共也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9月1日,美国Politico杂志发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的文章,大标题是“在中国,大防火墙正在改变一代人”,副标题是“互联网一度好像是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更加开放,但现在则是不断养成年青的民族主义者”。

王亚秋的文章指出,中共当局通过网络防火墙对它不喜欢的信息予以不遗余力的封锁,加上中共当局大力宣传有利于当局的信息,导致中国出现众多的年轻人持有强烈的、基本上是支持中共当局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这种新一代会将国内国际间对中共统治的批评视为敌视中国。

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在中国国内以及在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关注中国的网络舆论问题。他也认为中国的网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网民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并不是因为防火墙使他们对中共政权更加认同;要说对中共政权认同,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和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先前也反复和公开表示认同或赞同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治国有方,经济发展措施得力,值得学习,而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共网络防火墙封锁而不能自由地获取信息。

防火墙究竟有何用

祝圣武说,“我想说,Politico杂志文章的结论是对的,这就是中国年轻人在防火墙内长大,但他们一点也不反感防火墙,反而更加拥护共产党。但它所说的中国年轻人拥护共产党的理由是错的。他们拥护共产党并不是因为有防火墙在他们看不到事实,其实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是你有要突破防火墙的想法,你才能突破防火墙。”

祝圣武所说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是他们有突破防火墙获取没有被中共当局审查的信息的意愿,这种说法先前已经得到网络传播研究学者的实证性研究的证实。

2019年6月,来自中国的学者Yuyu Chen和David Yang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的社会科学试验显示,他们在北京向大约1000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翻墙软件工具,让他们可以在1年半的时间里随意浏览不受当局筛选的信息,但发现大部分学生对这种信息兴趣缺缺,将近一半人根本就没有用翻墙软件,用了的人也几乎没有用它来浏览被中共当局封锁的网站的。

互联网是否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了阻碍,使中国社会变得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封闭?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89年因为同情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者而一度长期被监禁的鲍彤说,互联网在中国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上出现的新媒体都有这个问题。

鲍彤指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报纸,后来有了报纸。报纸就有了两种作用。一种好作用,一个种作用。后来又有了收音机也就是无线电广播。收音机也是一样,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后来又有了电视,现在又有了互联网,互联网也是一样。媒体有好作用和坏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所谓的好作用和坏作用的定义也随着人的立场不同而不同。问题永远存在,从一开始就存在,今后还要继续存在。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开放。

鲍彤说,“就好像新闻一样。新闻一定有真新闻,有假新闻;有真相,有谎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负面的作用。怎么办呢?我看也不能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绝对正确的)人来说,这条是真的,那条是假的。没有人有这个本事。谁都没有这个本事。怎么办呢?只有靠大家来识别,靠大家各自来评论,靠开放。”

谎言与假新闻在当今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奉行一党专制独裁的国家,也发生在美国这样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但由于中共当局在操控舆论、操控新闻方面有举世无双的巨大投入,中国成为社会科学和传播学学者的最热门的研究对象。

谎言与假新闻究竟多有效

2017年,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据信雇佣大约二百万“网络特工”冒充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引导舆论,他们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大约四亿四千八百万(4.48亿)条帖子。

在积极推行规模庞大的网络舆论操控的同时,中共当局也不断采取禁言、销号、骚扰、拘留、罚款、抓捕、判刑等方式惩罚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共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中国网民。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的正反两手的操作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看上去越来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惊呼或哀叹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洗脑成功。

但与此同时,在中共当局不小心留出的言论自由的缝隙,如官方媒体发布官方新闻时不小心留出可以自由评论的空间,中国网民会发表对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的犀利批判和讽刺,给中共当局的宣传和信息封锁捅出巨大的漏洞,使当局难以应对,只能假装看不见,同时赶紧采取删帖封杀的措施。这种局面又使很多人认为中共当局的洗脑性宣传成效有限。

这方面的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名武汉肺炎疫情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封锁消息加误导性宣传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传遍全世界,造成至今依然在扩大的严重后果。

在疫情在武汉发生时,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中提醒几个同事朋友要小心新出现的疫情,便被武汉公安当局训诫。武汉公安局训诫李文亮及另外7个医生同事的消息在今年元旦被中共控掌控的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了至少12遍。

从此,中国卫生界无人敢提及疫情的话题。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传武汉肺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天下太平。1月下旬,在疫情难以掩盖、武汉当局宣布采取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封城行动之后的几个小时,中共领袖习近平在北京发表面对全国的电视讲话展望中国美好前途,习的电视讲话不提疫情,不提武汉,不提封城。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和爆发之后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是导致疫情扩散全武汉、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就连中国的盟友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也两次公开抱怨和谴责中国当局有关疫情的宣传是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

这种恶作剧最初的直接受害者是中国人民。中国当局以散布疫情武汉肺炎疫情虚假消息为由调遣公安机关训诫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最后死于武汉肺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疫情依然是国家机密,中国当局发布的死亡数字(截至9月11日,确诊病例90127例,死亡4733人)在国际间被普遍认为是笑话。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共当局拒绝承担责任,并采取自我歌颂的方式试图文过饰非,并采取全方位的封杀措施,禁止中国网民提起当局当初封锁消息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大爆发和大扩散的话题。

9月8日,中共当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同时,众多的网民在已故的李文亮医生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账号下留言,以间接的方式谴责中共习近平当局在继续欺骗中国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位网民留言说:“一群骗子台上领奖”。另一位网民留言说,“今天北京开大会了,(李医生)你没能来,但评论区里面都是说你是最有资格的,希望你能看到。”

中共的宣传教育有多成功?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共当局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发表的宣传下面时常出现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的反驳、抨击、讽刺令当局难以应付。这种局面导致许多人质疑和怀疑中共看似相当成功的洗脑宣传是否是真的成功,尤其是对年青一代是否成功。

长期观察中国网络舆论动向的前人权律师祝圣武表示,不能否认中国年轻人当中有人对专制独裁有清醒的认识,但观察者和研究者也要看到,在独裁专制体制下长大的中国的许多年青人,年青网民在批评当下的中共当局的同时,对专制独裁本身并没有反感,反而认为专制独裁制度适合于中国,他们对中共的批判更多地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

祝圣武说:“他们希望一个一党独裁的、强大有力的、有一点点自由的、但不要太多自由的中国,他们也不想要朝鲜式的或毛泽东式的一点自由也没有的中国。中共有一个网络,不像朝鲜一样直接不用网络,不用互联网。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目前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就是有网络,但你们只是在局域网里玩一玩,你们可以说几句,但不能说的太多。你感觉你好像是有自由,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中国人特别欢迎。”

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在兴起之初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的双刃剑性质凸显出来。随着中共当局投入举世无双的人力物力操控互联网操控舆论,互联网的负面作用更是引人注目。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

因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长期监禁的中共前高级官员鲍彤表示,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的,是应该自由流通的。

鲍彤说:“不能垄断,不能禁止。什么防火墙,审查制度,这种东西,我看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把别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东西)才有用处。”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和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国当局反复表示, “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包括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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