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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7:49 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中国劳工观察: 疫情期间中国不断外派劳工 人权侵犯雪上加霜


2022年3月29日,103名滞留印尼苏拉维西超过五个月的中国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回家、讨还薪水。(中国劳工观察提供)
2022年3月29日,103名滞留印尼苏拉维西超过五个月的中国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回家、讨还薪水。(中国劳工观察提供)

一个海外中国劳工权益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执行动态清零,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另一方面,自疫情爆发以来持续派遣中国工人到海外的“一带一路”项目务工。

报告说,这些工人在层层承包的海外工地打工,缺乏必要的防疫措施;而当他们需要回国时又因为中国政府严格的管控常常被迫滞留国外,无法及时与家人团聚,有的甚至在封闭式管理的项目工地客死他乡,造成人权灾难。

根据中国劳工观察即将发布的报告《漫长回家路:“一带一路”让中国工人陷入困境》,“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2021年,59.2万中国工人在海外务工。这一数字不包括持短期商务或旅游签证而未获有效工作签证的中国工人。”

今年9月印尼马鲁古奥比岛上155名中国工人抗议雇主宁波力勤公司拖欠工资 (中国劳工观察提供)
今年9月印尼马鲁古奥比岛上155名中国工人抗议雇主宁波力勤公司拖欠工资 (中国劳工观察提供)

中国劳工观察调查了333名在印尼的中国工人,只有27.6%的人持有效工作签证。报告据此推测,即便在疫情期间,仍有上百万中国工人参与主要由中国国企或央企承担的“一带一路”项目,其中过半数是在疫情中出国的。

数十万工人疫情中走出国门

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后扩展到全国、全世界,3月中国政府发布 “五个一”政策,即“一个航空公司只能通航一个国家的一个航点,一周只能飞一班”。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锐减,机票价格飙升,从中国出国变得极其困难。

但是这一政策对中国承担“一带一路”项目公司招募中国工人的影响十分有限。根据中国商务部对中国外派劳务的统计,2020年疫情始发年,中国派出的劳务人员虽比一年前减少18万,仍派出了30.1万人;2021年增加了2万,达32.3万人;而且两年中每个月的派出人数稳定,大约在2.5万左右。

即使在中国政府“五个一”的限飞政策实行当月,即2020年3月,中国外派劳工数仍为2.5万;4月有所减少,为1.8万;但5月立刻回升至2.9万。

“必须持中国国企或者是央企的外出劳务函,当地政府才给办护照,”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劳工观察认为,疫情期间在海外的中国工人人权状况恶化,主要责任在中国政府。 “现在工人在不能出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帮助这些企业,允许他们这些国企和央企的工人去办理护照,允许他们出境。”

工人饱受欺骗甚至丧命海外

这份报告说,在海外“一带一路”项目打工的中国工人,受到国企央企的承包商的欺骗,他们被扣押护照、被迫缴纳押金、签署非法合同,被扣留工资、面对苛刻的考核和惩罚制度,并在项目工地被严密监控。

“2021年6月到本报告撰写期间,中国劳工观察收到了关于11名工人死亡的报告。其中七起是印度尼西亚江苏德龙工业园工厂的工人死亡。根据这些报告,相关公司没有对这些死亡做出任何解释,没有进行尸检,尸体后来都被火化了。” 报告说。

报告中记录了两起死亡事件。“一个天目 (项目工地) 的工人突发心脏病,胸口特别疼,让老板送医院。老板不送,让他缓一缓,喝两瓶藿香正气水。过了两三个小时,人已经快不行了,得快点送医院,老板还不送,说车在外面回不来,也没有叫车。但其实,你作为老板,管着六七百号人,一个电话就可以把车叫回来,但是老板没有。最后,工人快不行了,老板让人把那个人抬出宿舍区,放在外面的木板子上,给他盖了一块布——把人活活给放死了。”

张广永2019年通过南通京唐劳务公司的招聘到印尼的江苏德龙镍业公司打工。两年后他的两个儿子突然被公司告知,其父因基础疾病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儿子们从印尼医院了解到其父死于“传染性疾病”,其父之前跟十几名工友一起被测出新冠阳性,但公司坚持工地医务室作出的诊断,张因糖尿病并发支气管炎送医不治而亡。

报告对333份调查回复的定量分析显示,54%的工人有健康问题,50%的人说当时没有收入;不得不靠其它来源维持生计;32%的工人说他们被中介欺骗;50.5%的工人没有合同;87%无法回国,其中37%因未通过新冠检测、25.8%因机票太贵、25%因公司不放人;超过一半的中国工人持非工作签证在国外打工,其中持持商务签证的占47%,持旅行签证的占9.2%。

中国劳工观察对53名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被欺骗性招聘的占55%,强迫性招聘的占47.5%,招聘中存在对弱势群体进行虐待的占12.5%,遭剥削的占62.5%;被限制行动自由的占50%,受到恐吓与威胁的占47.5%;被扣留身份文件的占85%;被拖口工资的60%。

许多工人发现在工地没有选择的自由

“我认为这份报告的主要发现是,这些中国工人中的许多人发现自己在工作现场几乎没有回家的选择,没有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各种虐待行为的选择,有时甚至没有查看他们合同的选择,没有获取他们工作场所基本设置的详细信息的选择。”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欧肯那根分校经济、哲学和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艾孟德(Manfred Elfstrom)告诉美国之音。

艾孟德是《工人与中国变革——抵抗、镇压、回应》一书的作者。他说,跟在中国打工的条件相比,在海外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情况更糟。

“问题是在被限制的工作场所,他们有时被军人出身的武装警卫看守,与当地的民间社会隔绝,与可以帮助他们的律师团体隔绝,”艾孟德说。“我认为这比这些工人在中国试图保护自己权利时通常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

报告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中国政府推出全世界最严格的‘五个一’政策和航班熔断机制以限制飞往中国的客运航班。大量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中国劳工支付不起高额的机票费用、无法通过中国政府要求的核酸和血清抗体‘交叉双检测’因而拿不到绿码、或者遭遇中国公司以新工人过不来为借口而拒绝安排回国,至今仍被迫留在工地上,有些工人甚至因为生病或者是其它原因失去生命。”

疫情中海外打工:出去容易回来难

美国之音曾报道,五名在印尼“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中国工人,因为拿不到被公司扣压的护照,为回国而偷渡到马来西亚的故事。他们于2021年3月抵达印尼,因不满工资缩水、工时延长、原定务工期无限期推迟,拒绝签署合同,并于9月19日偷渡马来西亚并被当局逮捕。在海外人权律师帮助下,获免于起诉。但经过复杂的回国航班以及检测过程,直到今年5月,5名中国工人才分批全部回到自己的家。

五名工人之一的张强的妻子王兰对美国之音说,张强回国 花了10万人民币,至今还在还债。“他在马来西亚的拘留所花了两万多,他在印尼那边的生活开销,直到他回家,在国内隔离也花了一万多,全部算下来就将近10万的债务。然后我在家重新做一份工作都得重新往里面投钱,那天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借了19万左右的样子。”

一方面工人回国面临严苛检测要求,另一方面在项目工地疫情管控不善的条件下工作。

在印尼打工的靳先生告诉中国劳工观察,雇主利用中国工人因疫情防控回不了国压榨工人,“为啥敢降你工资?敢压榨你工资,敢少给你钱,原因是啥?(因为)有疫情你回不去!四五万的机票,你舍得回?等到了雅加达,那个核酸检测报告上给你出点猫腻,就让你过不了,你走?你能往哪走?真的太坑人了。”

一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带一路”项目上修建道路的工人告诉中国劳工观察,他所在的项目的100名工人中,大约有一半人三年合同到期但仍在继续工作。而这是因为疫情开始后,前往中国的机票价格上涨了两倍,超过了65000元人民币,工人无法负担。而中国政府规定,公民只能乘坐直达航班回国,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之间没有直达航班。因此,工人们不得不自己买票,先飞到老挝,在那里进行检疫,自掏腰包支付食宿费用,然后再乘飞机前往中国。

在印尼做义工的黄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很多工人感染确诊后,检测一直过不了关。“因为中国的要求比较多,不仅核酸,还有血液抗体,一个是长期抗体是IgG,还有一个短期抗体是IgM,很多员工就是过不了关,尤其是IgM,称其下不来,就无法买飞机票。”

“我统计过一个数据,抽样调查了50个人,大概80%是因为血液检查过不了关而回不了家。”王先生说,“他们很多超过了六个月,最多的超过一年。大概60%是超过半年的,超过一年的不到5%,几乎100%都超过3个月的。”

53岁的何平2019年10月到印尼永青集团旗下的纬达贝镍业有限公司打工,本应在2020年3月底返回中国。疫情爆发后他被留下继续工作。他在工地上摔断了胯关节骨头,等着回国做手术。8月他跟其他工人撤离回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等候航班前测出新冠阳性。

何平回忆,7月,宿舍里已经有人有“感冒症状,搞得人心惶惶的”,说是“一种神秘的病毒”,然后被告知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反正每个宿舍都有,到办公室去拿,可吃可不吃,反正每个人都有。”“有一个一边坚持吃药,晚上难受,第二天早晨又去上班了;还有一个就歇了两三天,又去上班了。当时都以为是感冒,感冒嘛很正常啊。”

“一带一路”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一带一路”使中国政府面临来自参与国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许多参与国要求债务减免,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项目部稍有怠慢,将面临债务无法收回的败局,“所以中国政府必须硬着头皮保证继续执行,如果中国政府没法执行合同,很多参与国也会顺势不执行。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知难而进。”

夏明认为,其次,中国政府非常恐慌输入性病毒引发中国疫情的爆发,“认为国内的防疫能力无法面对外来的威胁”;第三,夏明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基本没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今天输出的劳工基本来自中国农村,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是可以牺牲的,也是韭菜一类,他们能不能回来政府不把它作为一个大事情。”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它是为人民的、为中国工人和中国公民的,那么在海外有上百万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他们就是最应该受保护的。”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欧肯那根分校经济、哲学和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艾孟德表示:“希望这份报告的发表能促使中国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驻外使领馆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为这些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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