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香港特区政府于7月1日大肆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努力向外宣扬一切早已恢复正常，海外游客可安心到香港尽情玩乐之际，在海外经营网媒的流散新闻从业人员如何谱写香港真实一面，俨然是一个严峻挑战的课题。
一位来自于委内瑞拉，流散在美国的年轻新闻从业者对美国之音分享他的见解。他认为，在威权政府眼下运作的传媒，不管是否身处海外，只有尽力而为，在仅有的空间内燃起点点亮光维护新闻自由，才会使希望延续，不会被悲观所吞噬。
流散海外网媒如何谨守岗位 成为流散新闻从业员一个共同课题
尽管与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数目相比所占比例甚少，但自今年初香港通关后抵达香港的国际旅客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官方网站的最新数据，2023年4月份国际旅客到访香港的数目已经上升至接近58万4千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这是一项“反击”它所说的西方国家“污蔑”香港沉沦的有力数据。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庆祝节日氛围下，包括仍在香港经营，以致于流散在海外的各式各样的网媒以及自媒体，如何在各自的仅有空间继续谨守岗位，在风险下工作，成为了今天在威权政府下各国流散新闻从业员的一个共同课题。
美国之音在较早前采访了非盈利组织“异见者项目”(Dissident Project)的创办人—年纪仅约23岁的流亡委内瑞拉年轻人权活动人士马蒂诺(Daniel Di Martino)，以此对比香港与委内瑞拉在威权政府下的“说好故事”策略，探讨人权活动工作者如何反击他们认为的政府谎言。在这次反击“说好故事”谎言系列报导第二集中，同样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异见者项目”另一位成员丹尼尔·张·孔特雷拉斯(Daniel Chang Contreras)用一位海外新闻从业员参与者的身份，分享自身经验，以此借尴世界各地在威权政府下生存的媒体如何自处。
在委内瑞拉出生长大，孔特雷拉斯目睹了自己的国家在查韦斯(Hugo Chavez)和马杜罗(Nicolas Maduro)的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如何从繁荣走向彻底混乱、贫困和独裁。2017年，他如同其他700多万名委内瑞拉国民一样，逃离了这个被社会主义摧毁的国家，前往美国继续学业。
随后在美国，孔特雷拉斯获得了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政治学与经济学学位，现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攻读政治传播学硕士学位。除了学习以外，他更是学以致用，将知识实践于网上传媒。他目前担任委内瑞拉数字媒体Politiks的高级国际分析员，该媒体以反对马杜罗政权的官方言论见称。他还担任《美国报》(El American)的撰稿人，他的政局评论分析还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Americano Media, Real Clear World和France 24等媒体上。
带有华裔血统的孔特雷拉斯尽管与香港毫无关系，但他的祖父的原籍是广东，在上世纪二战时期迁移至委内瑞拉，希望寻求美好生活。孔特雷拉斯说，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洲数一数二的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邻近的阿根廷与智利深受强人独裁统治期间，委内瑞拉的国民却享有较好的民主体制，是令人羡慕安居乐业的地方。伴随着成熟的民主发展，委内瑞拉人民也安逸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视之为理所当然。
前总统查韦斯于2007年关闭主要电视台 为新闻自由倒退分水岭
不过，自前总统查韦斯于1999年上台后，蓬勃充满生机的传媒空间也不再是必然的。孔特雷拉斯回忆说，查韦斯于2007年因不满反政府言论，突然下令关闭国内一家主要电视台，自此成为新闻自由的分水岭。他说，这个封杀行动传递了杀鸡儆猴的讯息，其他传媒自此以后便渐渐不再批评政府，最终迈向沉默禁声。
孔特雷拉斯说：“我想说，他们(传媒)变得更加小心，这只是一个缓慢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正是这样，发出反对政府声音变得越来越困难，对吗？当然它(新闻自由的程度)已经改变了。我的意思是，委内瑞拉对待传媒的态度，是有别于你在中国、俄罗斯甚或是北韩所看到的绝对控制，只有一家或少数家……委内瑞拉控制传媒还要复杂一点。”
与香港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传媒发展轨迹相似，孔特雷拉斯说，在2023年马杜罗统治之下，委内瑞拉的传媒生存环境空间并不是一刀切的。香港在《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与《众新闻》相继结业后，目前仍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网媒如《独立媒体》及Hong Kong Free Press等在香港仍然运作。
选择性审查以此证明新闻自由仍然存在
类似的情况在委内瑞拉同样可见。孔特雷拉斯称之为政府的“选择性审查”(selective censorship)，是故意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些非主流、规模较小和略带一点批判性的网媒在国内生存，以此作为新闻自由仍然存在的佐证。孔特雷拉斯任职的数字媒体Politiks便是其中之一。
他说，所有的主流电子传媒如电视台及电台等，当然早已经乖乖就范，不会胡乱批评政府；外国电视台频道如西班牙语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en Español)也被禁止播放。他解释，正当个人因在网络推特上发表反政府言论可随时被拘捕时，当局却选择性地容许一些小型的网媒生存，甚至不太介意他们的言论带有少许批评，正是因为政府看透了当中带来的风险轻微，认为这是政权可以容忍与操弄得到的。
孔特雷拉斯说：“但问题是，(这些网媒的)影响范围太小了，因为很多(委内瑞拉)人没有可靠的上网渠道。例如，他们无法稳定地上网、使用电话或智能手机，对吧？那么，他们(这些网媒)实际上如何与受众接触，他们只会与少数人交流。你要知道，这是没有效果的。还有很多网站，政府完全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实施封锁。因此，你必须下载VPN才能浏览到这些网站，但问题是很多人没有VPN，也不知道VPN为何物。”
他继续分析，在这一困境情况下，细小规模经营的网媒能达到受众的层面有限，其资讯的传播范围也早已不再批评政府的主流传媒。坚持新闻自由的独立传媒纵使报道反对派观点批评政府，这也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因为低调的异议不会威胁到政权，若有逾越红线言论，马杜罗政府随时封杀。
传媒受审查资讯渠道倒塞 民众社会舆论走向两极化
这位年轻时政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民主倒退导致新闻自由遭受侵蚀下，观点不能再百花齐放，民众接收不同资讯的渠道也遭倒塞，从而直接导致社会舆论的两极化。孔特雷拉斯说，尤其是在2016年前，这种支持与反对政府的民间两极化，在少了传媒生存并提供多元观点的情况下，催生这两极更加走向两种对立方向的极端。
他指出，支持政府一方的民众只会阅读或观看支持政府的传媒报导，永远不会收看反政府传媒的观点与报导；同样，反政府一方的民众也认为，不应该浪费时间阅读他们认为是洗脑的宣传刊物。正是这个情况，在缺少中间多元观点的资讯下，这种舆论两极化恶性循环不断，促使民间撕裂，支持与反对政府只有一途，没有任何寻找妥协空间的余地，也别无选择。
孔特雷拉斯说：“但在当时(2016年前)，(这种两极对立)分布更平均，分配得更均匀。这可能对人际关系与社区产生了影响。你要知道，在政治世界中，当所有关键机构都由政府控制—我的意思是所有宪法、法院与国会皆被控制政府，我们(民众选出反对派)有唯一一次控制国会，但政府也将国会的权力夺走时……如果你没有权力与影响力的话，根本双方没有妥协余地，政府为什么要向一个没有权力的人倾谈许下承诺呢？”
舆论两极化下产生仇外情绪 美国成为代罪羔羊
同样地，舆论两极化所产生的社会对立与撕裂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并不陌生。从2014年的占中运动，到2019年的反修例社会运动，发展到今天“港版国安法”实施届满三周年之际，支持与反政府两派使用挖苦及尖酸刻薄言词在网上互相攻击对方，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因新闻自由的陷落，发展至社会不理性的对立，更会使部分民众容易轻易相信所谓“外国势力”的指责。孔特雷拉斯解释，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时候，美国便顺理成章成为了被埋怨的对象，立即变成“代罪羔羊”。他指出，马杜罗政府尤其喜爱用这种伎俩，将自身施政腐败的责任，转嫁至美国的所谓“外国势力干预”。
孔特雷拉斯说：“他们总是经常是使用这种言辞，并将此当成法律工具，惩罚他们想要惩罚的人，指责他们支持外国政府。他们(委内瑞拉政府)使用这些伎俩来攻击反对派政治人士、非政府组织。他们经常将这些言辞当成法律工具，去打击异己。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面包和牛油一样，随时进食，拿来使用。”
对付采访示威记者 绝不手软
这种新闻自由陷落的趋势发展到仇恨美国的轨迹，不约而同地也见诸香港社会上。“黄丝”(民主派阵营支持者)与“蓝丝”(政府支持者)的对决，家庭成员之间的撕裂，更甚者有谩骂反修例支持者为“美国走狗”的例子早已是公认的现象。在孔特雷拉斯的分析中，接下来要对付的对象，便是在示威抗议中行使采访报导天职的记者。在相同的发展轨迹中，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采访游行的香港记者被防暴警察大声指骂为“黑记”，也可以看到警察对待传媒态度的其中一面。
孔特雷拉斯说：“是的! 所以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有记录表明政府威胁在示威现场采访的记者，这是很清楚的。他们(警察)显然想阻止他们(记者)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在2014年抗议时亲眼看到的。当然我不知道警察是否每次都专门针对记者，但他们并不在乎，这是我想说最重要一点，他们真的并不在乎。他们可能想拿走你(记者)的手机或相机，我相信很多记者都成为了专门被针对的目标，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完整(打压传媒)的模式。也许有些指挥官对待记者的政策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并不关心会在那里见到你。无论如何，当警察镇压时，即使记者出示了证件，以识别身份，他们都会同样镇压，没有分别。”
承认反击谎言困难 但要坚持信念
面对“说好委内瑞拉故事”的展开，以及近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开始再次踏足委内瑞拉国境，孔特雷拉斯承认要反击当局对外的“谎言”是困难的。他说，委内瑞拉政府要对外说的，就是“纵使该国目前经济衰退与贫困，都是由美国的经济制裁一手造成的”。在这个背景下，在国内与国外的传媒能够做的，就只会是继续大声疾呼，将真相继续报导，分析与评论，哪怕是效果甚微，也是必须正面地去面对的。
孔特雷拉斯说：“他们(政府)非常强大。他们非常无情。他们在行使权力方面非常聪明、精明。这可能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但问题是我们(传媒)应该这样做(报导)。你知道，我们永远不应该停下来。往后我们总是需要报导，要说实话的工作。”
尽管政府可能会说原本国家是很好的，情况恶化只因美国；但现实并非这样，我们有一些出色的记者，我正在为这个网站工作，解释政府如何腐败，如何影响人民，我们在国内有这么多优秀的记者，他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对此，至今我仍然是保持乐观的”
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之际，网上不难发现一些对政局悲观的看法。孔特雷拉斯坦承说，委内瑞拉也有很多人同样悲观，这不容否认；但问题在于历史从来都不是因悲观而构建，美国建国，或者英国在二战中打败纳粹德国，甚至是委内瑞拉从西班牙中独立，这些都不是从悲观迈向成功的。孔特雷拉斯说，就是坚持民主自由信念，哪怕是点滴，成功的一天始终会到来。
在新闻自由陷落的道路上与委内瑞拉走过步伐相似的香港，一些在海外坚持营运着网媒的流散香港新闻从业者，如何看待这种态度，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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